▲在去看望老人的时候，杨建媛（左）常常会帮老人理头发、剪指甲红星新闻记者丨罗梦婕
编辑丨彭疆 责编丨魏孔明
在偏远县城的临街马路边，一家花店与公益机构毗邻。37岁的杨建媛既是花店的老板，也是一所公益机构的理事长。她每天都很忙，有接不完的电话、做不完的事。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但就是不想停下来，“比起以前一眼就看到头的生活，现在的日子每天都很充实。”
很难想象，7年前杨建媛还是云南施甸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日常生活除了种地就是带娃。“感觉生活没什么希望，就只想带好娃，将就过一生。”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直到成为一名乡村助老员，她的生活才开始走向另一面。 2016年，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成立“关怀深山独居老人”项目（后更名“乡村助老员支持计划”），在施甸县设立了56个助老点，杨建媛开始为村里30户老人提供服务。
“农村女性主要面临着非农就业机会少、个人价值无法充分实现的现实困难。”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印晓峰表示，他们的初衷是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把留守的农村妇女也带动起来，通过对她们赋能，让她们提升自信，并获得来自外界的信任与认同。
但由于经费等原因，去年10月，“乡村助老员支持计划”停摆了。
曾向现实妥协
感觉生活没希望
2024年1月19日上午7点，天刚蒙蒙亮，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街道上少有店铺营业。杨建媛则在自己的花店里忙碌：在店门前摆放6个花架子，从冷藏室取出所需的鲜花，再挨个装饰打包……
一个小时后，杨建媛完成了手上的工作，便将一切转交给前来帮忙的店员，转身上了一辆小轿车，她要赶着去老麦乡红古村大寨组，看望独居老人。
一开始，杨建媛也像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想外出打工。念完职高后，她从老家来到广东深圳务工，不久又回到云南，在大理一家珠宝商城里做玉石导购。
杨建媛说，彼时，她父母均在外地务工，弟弟妹妹正在上高中的关键时候，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独自在农村老家无人照顾，“虽说村里也有一些远房亲戚，但怎么都不如自家人照顾得妥当。而且，作为家中长女，我也想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回村后的杨建媛，依着家里的房子开起了小卖部。她一边经营小本生意，一边照顾奶奶，每天都很忙碌。“早上起来要给奶奶穿衣、做饭，然后去开店守着。”杨建媛说，生病后的奶奶变得有些“淘气”，会时常来店里“偷”东西，但好在不会乱跑，常常一个人拿着店里的零食“躲”在家里吃。
日子过得很平淡，2009年，杨建媛与同村一名男子成婚。婚后她相继生下两个孩子，但依旧要娘家、婆家两头跑，“那段时间真的很累，既要忙着带孩子，干婆家的活，又要回娘家照顾奶奶，什么都做不好。”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杨建媛感觉很无力。她说，那时候她常常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不停问自己一定要这么累吗？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没有答案，感觉生活没什么希望。”
与老人双向奔赴
在一次次陪伴中发生改变
转机出现在2016年。彼时，上海市长益基金会在施甸县试点“乡村助老员+社区公益志愿者+社会组织”的农村可持续互助养老模式。在基金会的设想中，乡村助老员由当地中青年人组成，为老人们提供服务，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顾缺位、情感缺失的问题。
“我是早期的一批助老员之一。”杨建媛现在都还记得当时应聘所需的条件，即会骑摩托车、会用智能手机，以及会用电脑。“前两个还好说，但用电脑把我难住了。我是农民，最高学历只是职业高中，没怎么接触过电脑，嫁人之后这些东西更远离了我的生活。不过，我想成为助老员，便到村委会办公室蹭他们的电脑做练习，学着怎么做表格。”
全部合格之后，2017年年底，杨建媛成了自己村的助老员，每个月有1850元补贴，需要负责村上30户留守老人的探望与照看。“比起之前和老公在工地打工的一个月3000来块钱，这补贴虽然少，但我的时间很自由，还可以就近照看奶奶，我觉得很好。”杨建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就这样，她走上了公益的道路，一走便是7年。
杨建媛带着红星新闻记者来到老麦乡红古村大寨组，这个村子负责的助老员名叫李兴保，也是一名农村妇女，44岁。她与从前的杨建媛一样，因要照顾年迈的双亲，以及帮助身体不便的丈夫，不得不留在村里找活，“之前是在村委帮着做饭，后来有了助老员岗位，便试着去做助老员。”
李兴保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全村有上百户人家，留在村里的年轻人很少，8成以上都是留守、独居老人。她和所有助老员一样，需要为30户以上在册老人提供服务，“基金会要求很严格，每次去的话，上门时间必须要超过半小时，要拍照留下记录。另外也要有月度反馈，记录每次和老人的沟通、老人的近况以及老人的变化。”
要问照顾、陪伴老人难不难，杨建媛与李兴保都直言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一开始，老人们有很强的防备心，甚至很排斥我们。”
为了“破冰”，杨建媛决定走进老人的生活。日常到村里，经常与老人偶遇，就与老人一起回家，陪老人一起做家务、一起下地干活、看病……慢慢有了变化，“从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他们会主动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来，在门口等我，会主动跟我分享他们的心事，甚至会留很多他们自己爱吃的食物给我。”
“从陌生人到相互之间真诚相待，那种成就感很难言说，我很高兴。”李兴保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之前是一个很多事都不懂的农村人。成为助老员后，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使用智能手机与电脑收发邮件。那些被她照顾的老人，慢慢接触到新鲜事物，“像我们组织一场公益聚会，或是赠送他们一些老年人喜爱的智能物品，他们会高兴好长时间。”
赋能农村妇女
助其产生自信
在李兴保探望的多户老人家中，其牵挂最多的是68岁的孤寡老人李深林。“他没有妻儿，也没什么朋友，常年都是一个人。”李兴保说，她第一次去李深林家时，因项目需要，向老人索要个人身份信息进行登记，李深林以为她是“骗子”，紧捂着胸口的社保卡等证件不愿提供，“我只能不停地解释，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多去他家几次，帮着干活，渐渐地老人接受了我，向我敞开心扉。”
▲在老麦乡红古村大寨组，助老员李兴保遇见砍柴回来的李深林老人，主动上前帮忙与李深林接触久了，李兴保意识到老人特别孤独。“干完农活，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家没有手机、电视，偶尔会到邻居家串门，就为了看一眼电视。但常去别人家，难免给邻居带来困扰。”李兴保说，后来，她专门向项目申请了一些经费，为李深林购买了可视化播放机以及太阳能照明灯，让老人独自在家也能排解寂寞。
对于这一系列变化，李深林颇为感动，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7年来，李兴保像家人一样照顾他，他自己也习惯了李兴保的存在，“我知道她要照顾很多老人，每月来看我的时间不多。如果她隔了很久没来，我会去她家看看，担心她出什么事。”
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女性在乡村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乡村振兴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农村女性也面临非农就业机会少、个人价值无法充分实现的现实困难，如何发挥她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成为广大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思考的重要课题。
印晓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了解到，目前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子里的多是“三留守”人员，即老人、儿童与妇女。“目前社会层面对儿童关注度较多，对老人和妇女关注度相对较弱。我们的项目设计初衷，是想着是否可以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把农村妇女也带动起来。通过对她们赋能，让她们对自己家乡也好，对个人成长也好，都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印晓峰表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妇女不管是学历还是社会阅历，以及在公益理念和经验上都有所欠缺，一开始并不能完全胜任一个公益项目的实施。“这几年我们慢慢转换形式，把我们拥有的一些先进理念循序渐进地‘带进去’。”
“除了带进理念，我们也会在项目的服务人群中发掘一些好苗子，进行重点培养。”印晓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基金会在帮助助老员特别是农村女性助老员时，会鼓励其尝试资源对接、与机构沟通，让其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提升自信，获得来自外界的信任与认同，“她们有了自信后，我们就会鼓励她们继续自我成长，然后带着她们去寻找各种学习机会。比如，把她们带去其他项目点，或是在其他城市和其他公益机构进行多维度的交流学习，扩宽她们的眼界。”
为寻找新的出路
她不断逼迫自己成长
杨建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起初他们都是依托在公益基金会里的兼职社工，靠着基金会发放补贴来维持每月对老人的照看工作。然而2022年年底，基金会出现了困难，如果没有人在施甸县注册一个公益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可能这个项目就要停掉。
“我们真的不舍得放弃这个项目，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而且还有那么多老人，不忍心撒手不管。”杨建媛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站了出来，在当地注册了施甸县益苗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起始，资金是当地两个做企业的老总捐助的，一人捐了15000元，“我知道，光靠爱发电不行，我们都需要生活，所以2018年我在县城里开了一家花店，以维持日常家庭开支。公益机构的办公地就在花店隔壁，是一间石棉瓦的小平房。”
因为经费有限，杨建媛将服务点位缩减到11个乡镇55个自然村，聘请30名乡村助老员为1692户2362位在册老人提供服务。但作为新生的公益机构，尚无造血功能，经费一点点用完后，去年10月，“乡村助老员支持计划”再次停摆。“迄今为止，我们再没发过一次补贴工资，但所有助老员还是坚持每月看望老人。”杨建媛打开手机给红星新闻记者展示他们的助老志愿者群，里面有许多近期助老员们发来的“最新消息”：今天去万兴乡给老人们理了发；我也去探望了张朝香老人，还帮她存了几个亲戚的电话……
为了让项目能够得以持续，这两年，杨建媛努力学习项目管理和专业的理论知识。“哪里有培训会我就去参加，哪里有项目招标我就去投简历，哪里有爱心企业想要做公益我就去主动接触……”杨建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要忙的事很多，很多都是她不曾接触过的，她在一步步摸索，“虽然很累，但好在我的孩子们很懂事，我的丈夫也帮我分担了很多家庭琐事，让我心无旁骛。”
杨建媛说，她现在每天都在想办法让这个新机构活下去，“如果只有我自己，顶多回去种地，但现在是带着一群人，有那么多老人需要服务，有那么多社工需要养活。在他们一点点变好的时候，我不能熄灭大家的热情。”
印晓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施甸县益苗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当地公益项目的结束，“从基金会角度来说，一个公益项目的周期是2-3年，且需要有退出机制，而这个标准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当地公益网络或公益体系氛围是否已经形成；当地是否已经有独立的机构单独申请除长益外的其他社会服务项目；当地的公益团队负责人是否已经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
▲施甸县益苗公益事业服务中心助老员上门探望独居老人“我们并非每一个地区的项目开展都能成功，有一些地区实施多年后没有发展起来，中止了项目。”印晓峰说，在施甸县他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到退出用了差不多7年时间，“但退出也只是减少了资金支持，其他方面我们依旧在不断提供后续支持，比如怎么去运营机构、怎么去申请公益项目等。”
对于杨建媛如今面临的困局，印晓峰表示，一个团队想要发展下去，首先得学会坚持，其次是要不断拓宽眼界，积极与当地各方资源进行联动、沟通。“总的来说，‘乡村助老员支持计划’在施甸县并没有结束，只是我们长益在当地的2023年度项目结项了，但新的一年项目马上就要启动。届时，虽然长益不再是项目执行者，但是会邀请杨建媛的机构来代为执行。”
施甸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受制于资金等各种因素，目前政府能提供的支持不多，但只要有关爱老人的项目也会请他们来承接，“去年谈过一个（这方面的）项目，但是因为资金上的问题没有具体实施。”
该负责人也坦言，因为种种原因，杨建媛所成立的施甸县益苗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能够承接的项目非常少，“我曾告诉她（杨建媛），希望能做一个关于机构的宣传折页，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这样我就可以带着她去可能有项目的部门引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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